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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管理學” 打開企業“黑箱”的學科
2019-12-07 20:12
來源:中國戰略新興產業

本文首發于2019年12月01日期

《中國戰略新興產業》

范黎波

  隨著企業的發展與成熟,在運營的實踐中,管理者對管理學理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茖W管理可以幫助企業盡可能利用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資源,實現多、快、好、省的目標,取得最大的投入產出效率。

  科學和技術進步正在改變傳統產品的生產制造過程,它給單純依賴投入資源和價格信號的市場競爭機制帶來了更高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企業需要對產品和服務進行持續創新以滿足競爭需求,除了技術和商業模式,企業整體的管理運營也需要做出相應改變。了解管理需要認識管理學,成為當代企業管理者的必修課。

  因此,本刊特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商學院教授范黎波開設“管理經緯”專欄,為讀者朋友介紹管理學歷史沿革、理論發展及企業經典案例。

  管理是個古老的話題,有組織就有管理。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管理學科誕生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工業化大發展時期。人類在經濟領域的奇跡推動了管理學科發展。經過10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管理學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越來越清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體系和語境體系。

  與經濟學緊密相連

  1913年,威爾遜(Woodrow Wilson)當選美國總統。之前,他做過新澤西州州長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1887年,威爾遜發表了《行政研究》一文,提出了“立憲難,行憲更不易”之學說。威爾遜認為,在政治領域,如果說政治學關注的是“立憲”問題,那么行政學就是“行憲”問題。威爾遜認為,不管政府受何種憲政的約束,要“行憲”且行之有效,就需要有一套通用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運作這個體系的是公務員,包括政務官和事務官。其中政務官是選舉產生,輪流執政;事務官是相對穩定的,由政府部門雇傭。行政管理的主要職能有兩方面。第一,什么是政府合宜做且能夠做的事情;第二,使用何種方式方法能最有效做成這些事。威爾遜認為,行政管理這種事好比店鋪經理,上面對股東,下面對員工,因此經營店鋪就是各種各樣的交易、談判和妥協。威爾遜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在于,他清晰定義了政治學與行政學之間的學科聯系和學科邊界。

  與政治學、行政學的學科聯系類似,經濟學與管理學在邏輯上也是緊密相關的,分別研究了企業的“立憲”與“行憲”問題。

  商科研究源于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從此人類社會經濟分工從“自然”狀態進入了“自覺”狀態。馬歇爾引入“邊際分析方法”后,新古典經濟學興起并形成了若干重要分支,包括凱爾斯主義、自由市場主義、新制度經濟學等。新古典經濟學假定:企業是一個生產函數;資源給定、技術給定、偏好給定,人是完全理性的,企業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在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企業是同質的、無差異的,企業內部一切復雜經營活動安排均被看作一個“黑箱”,自然不需要“所謂的管理”。

  經濟學從誕生之日起,就把“資源配置”和“市場機制”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之后又出現了許多所謂的非主流經濟學學派,例如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他們偏重于制度設計、產權、企業家精神等,其實也是在關注資源配置及效率問題,而這些都可以稱為企業的“立憲”問題。

  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和從事更加復雜經濟活動,企業家團隊和學術界逐步認識到:企業是異質的、不同企業有不同的制度文化傳統和發展階段,人的勞動也是有差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企業要為股東、利益相關者創造價值,等等。這些問題都使“管理”的需求變得強烈,也使得打開企業“黑箱”成為必然。管理學打開的企業“黑箱”,主要研究領域為企業戰略、流程、協調、激勵等運行機制問題,這也就是企業的“行憲”問題。

  企業“立憲”與“行憲”代表

  在企業“立憲”和“行憲”領域,中國一些企業有一些成功實踐。最為典型的案例是“鞍鋼憲法”和《華為基本法》。

  “鞍鋼憲法”是中國鞍山鋼鐵公司于上世紀60年代初總結出來的一套企業管理基本經驗。1952年8月,中蘇兩國就派遣專家援助鞍鋼和鞍鋼派出人員赴蘇實習等,在莫斯科簽訂協定。此后,前蘇聯的企業管理體制與管理制度,對于正在探索中的鞍鋼,產生了直接影響。

  1958年9月,在“全民大煉鋼鐵”熱潮興起之時,鄧小平同志視察鞍鋼,提出鞍鋼應大搞技術革命。鞍鋼不辜負期望,把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引導到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來?!鞍颁搼椃ā北桓爬椤拔屙椩瓌t”,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

  “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它弘揚的“經濟民主”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而另一個典型的案例《華為基本法》幫助華為實現了從“企業家的企業”到“企業的企業家”的轉型。什么是“企業家的企業”?企業就是我的,我是制度的制定者,我說了算,可以破壞制度和在制度之外。當變成“企業的企業家”就不一樣了,老板也要受到約束,你必須建立組織規則,必須有流程權威。

  華為1996年頒布《華為基本法》,共6章103條,是一部總結企業戰略、價值觀和經營管理原則的大綱,這部基本法引領華為從卓越走向了更加卓越。

  沒有組織就不會談管理

  組織與管理密切相關。沒有組織就不會談什么管理。組織按照屬性可以區分為營利組織(企業)與非營利組織(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營利組織是利潤(股東利益)最大化組織,投資人是直接的受益人;非營利組織是預算效用最大化原則、投資人不是直接的受益人。但是,不論什么組織,都有三個顯著特征:有一個特定目標(Distinctive  Objectives)、是一個人的群體,人是組織人而非自然人,組織是有結構的,有等級、流程和權威......

  管理的基本內涵是做正確的(應該做的)事情和把正確的(應該做的)事情高效地做好。管理有“大”和“小”之分,在不同層次或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內涵和表達方式。狹義的或者微觀的營利性組織管理(Management)是基本表達方式;廣義的組織管理(Administration)指工商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和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前者是“私人品”,后者是“公共品”。

  從依法治國(Rule of Law)的角度看,管理包括法律和政府的規制、規則(Regulation)以及治理(Governance);從企業層次看,管理就是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從政府角度看,管理就是政府治理(Governmental Governance);從社會層面看,管理就是社會治理(Social Governance)。這其中的規制是指對特定主體的活動制定強制性的、限制性的或者預期性的要求;治理是依據規制對被規制者——個人和組織的活動進行(邊界性、可計量、可觀察的)界定、激勵、約束和監督。

  中西方管理差異

  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經濟體發展進程中,“中西”、“古今”對話與融合始終糾纏在一起,成為中國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之核心命題。由于在歷史選擇中曾經出現了方向性錯誤,中國錯過了海洋文明,錯過了蒸汽機發明帶來的工業文明,中國成為“工業化國家”的后來者。當然,這里特別需要說明,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中國文明與世界文明出現了脫節。西方文明在導入中國和中國西學漸進的過程中,無意中對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傳承產生了“災難性破壞”,于是也形成了各執一詞的四大流派,即中西對抗論、中西融合論、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

  實事求是地說,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西化派”很有市場。在經濟學和管理學研究領域基本上是“西方導向”,中國經濟學和本土管理聲音比較微弱,這是沒有太大爭議的。美國當代有影響力的中國問題專家OdedShenkar(2017)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有三點。第一,從過去到現在,很多人解讀中國經濟和企業管理問題有一個很大的特點,以中國沒有什么作為出發點和立足點。早期說,中國沒有法治,沒有私有產權,沒有市場意識,現在又說中國沒有知識產權、沒有品牌和信譽意識,等等。第二,用西方價值體系和理論解釋“中國情景”。這當然有一定的歷史原因。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思想被殖民,肯定缺乏獨立性思考。第三,是廣泛采用“西方打分機制”,凡事都會看看西方人如何說和如何做,有的甚至作為標桿。

  這里需要說明,在中西方對話過程中,隨著西方企業制度、經營理念、管理體系和經驗的全面導入,中西方企業對話在一些領域和層次形成了“融合”,而在另些領域和層次還是兩條平行線。例如國學、中國情景、本土管理、東方管理等思想登場。這就是“平行線”的產物。

  以中美對話為例,美國自定義自己是“山巔之城”(里根總統的說法,美國是“閃耀的山顛之城”)。中國自定義是一個后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

  在治國理政方面,美國人不喜歡政府,美國人不希望被一個強大的政府所管理。在美國,人民不太關心政府開展什么工作,他們基本上只是關注政府如何回應人們的訴求。在中國五千年的漫漫歷史長河當中,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環節,只有有了政府,一切才有可能。

  在市場體系中,美國有市場原教旨主義之嫌疑,而中國政府在配置資源等領域非常積極主動。在美國人看來,他們完全是市場驅動型經濟,政府發揮不了太大作用。中國是市場經濟,但一定程度上政府發揮重要作用。

  美國自定義追求普世價值,中國非常強調求同存異和互利共贏。美國的全球精神可以這樣表述——有的人只要條件允許,就會選擇美國的這種生活方式。中國一貫認為,我們不打算告訴你正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但是請你也不要試圖主導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中國人是允許求同存異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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